10月21日，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第二天，中央纪检监察网站先后发布三条消息：昆明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李喜接受组织调查，湖北省政协原常委、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梅祖恩和湖北省国资委原党委委员、副主任王侃被****。
这种“**三人**”的反腐节奏在“十八大”以来已是常事。在不到两年时间的“打虎拍蝇”战役里，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。而交通、房地产、矿产资源、发改委系统等垄断程度高、权力集中的领域无疑是反腐“重灾区”。
按照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时间表，我国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。众多专家认为，史上**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，将成为中国反腐从“治标”转向“治本”的重要节点，法治反腐将成新常态，以此为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将有效**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，有望带来超过700亿美元的改革红利。
重拳
权力集中部门等成重灾区
过去的八、九月份，中纪委和检察机关先后从**发改委带走了5名司局级官员。如今，被外界称为“天下**司”的**发改委价格司，只剩下一名巡视员和一名副巡视员两名司局级领导。而早在上半年，同处一个院子的**能源局已有近半业务部门一把手因反腐出现更迭。
这样刮骨疗伤般罕见举动的背后，是十八大以来反腐风暴的高压推进。在2013年1月22日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，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“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”的要求时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对反腐路径做出了具体部署，“坚持标本兼治，当前要以治标为主，为治本赢得时间”。
一场零容忍“打虎拍蝇”的反腐战役由此开启。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数据显示，2013年，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，立案、结案件数、处分人数均比上一年有两位数增长，其中中央纪委监察部对涉嫌**违法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检查的就有31人。
2014年反腐力度更是空前，据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不完全统计，今年以来，仅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“案件查处”栏目中就公布了500多名官员被调查或处理的消息，绝大多数为厅局级官员，其中副部级以上官员便有32人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交通、房地产、矿产资源、工程建设、发改委系统等成为**的“重灾区”，相关官员纷纷**，甚至有部门整个领导班子被“一锅端”，而这些领域都是垄断程度高、权力集中的部门。
“从薄熙来，到徐才厚，再到周永康，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，不断打破惯例，有坚定性和标准统一性，不论官高到什么位置，退下来多少年，只要有**行为，绝不会姑息。”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在接受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高强度反腐，为即将到来的法治反腐赢得了时间和空间。
前景
“治标”转向“治本”
今年，王岐山在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时指出：“反腐要讲‘不敢’、‘不能’、‘不想’，‘不敢’是治标，‘不能、不想’是治本，我们要结合起来，标本兼治。我现在可以负责任地说，‘不敢’这条已初见成效。”
按照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时间表，我国要在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。着力于“治本”的法治反腐无疑是四中全会后众人所期待的反腐新常态。
“从权力利用理论、政治势力发展、社会民众心理来讲，反腐长期依靠人们情感化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，所以接下来肯定要转向制度反腐，有确切的标准可循、完善的程序支撑以及长远发展的机制，而法治无疑是其中*为坚实、有效、可信赖的制度。”杨建顺认为，四中全会专门、集中、系统地探讨依法治国，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信号，而且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成已经提供了实施基础。
而法治反腐的核心则是对权力运行的全流程监督和制约。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行政管理研究室主任贠杰看来，上述部门和行业**现象之所以高发，既源于不必要的政府权力设置过多、过乱，也源于行政权力运行监控的失察和失范。消除权力寻租土壤、防止**发生应从三个方面入手。一是清理精简不必要行政职权，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；二是通过制度化途径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透明性，也就是确保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；三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，让以往流于形式的很多监督制度落到实处，同时加大社会媒体和公众监督的力度，让体制内监督机构和体制外监督机制形成合力。
杨建顺还强调制度本身的合法规范运营，应构建行政自律机制，以权力制约权力，从反腐走向防腐。“未来要重视内部的行政自律机制的构建，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为权力行使的整个过程铺设相关的路径、方法，提供手段进行约束，让反腐成为各方面制度本身应该有的作用和使命，当然这种约束机制需要法规范来形成一种支撑，这样才能以权力制约权力，达到防止**的目的。”
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陈剑也认为，提高司法的独立性是整个社会法治化、建设法治中国的需要。要培育官员的法治意识，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，必须赋予司法一定的独立性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官员尊重法律。
效应
有望释放多重反腐红利
“以反腐支撑的创新驱动发展将成为‘新常态’，有效**民间投资潜力和全社会活力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给世界经济带来‘中国红利’。”10月1日中纪委网站上刊发的《中国收获哪些反腐红利》一文如此评价反腐的经济意义所在。
所谓“红利”，关乎发展的可持续动力。苏格兰皇家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指出：“这场反对**和奢华之风的运动旨在与更多系统性改革一同推进。这些系统性改革*终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并改善金融资源的配置。”
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无疑是上述系统性改革中重要的一个。国务院连续多轮多批取消、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无疑减少了权力寻租的机会，从源头上达到预防和治理**的目的，**化地释放改革的红利。
更重要的是，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法制化环境，将催生更多企业的成长。自3月1日中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实施以来，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超过1万户。今年前三季度，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 .24万户，同比增长13.12%。
近日彭博社调查显示，17位经济学家预测，反腐将在2020年使中国G D P提高0.1%-0.5%。随着贿赂对商业的拖累不断得到缓解，按美元现价计算，那是一笔相当于斯里兰卡经济规模的约700亿美元的红利。这与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观察契合，他指出反腐虽影响**消费，但中低端餐饮等行业却很红火。
“中国每年的贪腐金额巨大，省下来每年不少于100亿美元。而且，对企业而言，经济环境更公平更透明，以前要办事就得行贿，以后这部分成本就没有了，而且程序简化，还节省了时间，整体的交易成本都有所降低。”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主任苏剑认为，反腐红利远高于700亿美元。
